四分半|0次和无数次 深陷旋涡的女人们
根据全国妇联数据,在中国,每7.4秒就有一位女性遭受丈夫殴打,全国2.7亿个家庭中,30%的已婚妇女曾遭受家暴。

四分半|0次和无数次 深陷旋涡的女人们

来源:华龙网-新重庆客户端2019-12-09

华龙网-新重庆客户端 记者 李袅 姜念月/文 黄宇/栏目主持

婚姻面具千斤重,想要撕下何其难。60岁的黎红又被丈夫家暴了,从30年前那第一记重重的耳光开始,黎红早已分不清被家暴1次与100次的区别。根据全国妇联数据,在中国,每7.4秒就有一位女性遭受丈夫殴打,全国2.7亿个家庭中,30%的已婚妇女曾遭受家暴。当遭受家暴的次数从0变成1再到无数次,她们为什么不离婚?为什么不逃离?为什么还忍受?旁观者好像越来越看不懂这些身处家暴旋涡中的女人们。

家庭暴力。图片来源于东方ic

求全

“我想自杀,是不是病了?”

第一次和阿玫相见时,黎红脱口而出。这句话,她憋了很久,却一直不知道问谁。

60岁的黎红,性格温和、妆容精致,还有一个十分争气的儿子和事业有成的丈夫。在旁人眼里,该是幸福和睦的一家人。

但只有在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、重庆民政幸福热线接访员阿玫面前,黎红才敢卸下体面求全的伪装,谈起那些令人恐惧的过往:她已被丈夫家暴了30多年。

在黎红的记忆中,刚结婚时丈夫对她很好,饭不用她做,家务不让她管,偶尔的小感冒,丈夫也会着急。

这样的美好却因为一件V字领衬衣戛然而止。那天,她穿上这件衬衣就听丈夫问:“你怎么穿成这样?”

“哪样?”黎红回嘴。很快,矛盾升级,黎红气愤地说:“我穿我的衣服,管你什么事。”话音刚落,她只觉得耳朵“嗡”地一响,右脸连着右脑传来一阵剧痛,整个人被丈夫一耳光扇得跌在地上,还没等她回过神,下一秒,巴掌和拳头就劈头盖脸地再度袭来。

“他的拳头往我身上砸,用脚踹我的肚子,撕我的衣服……我哭着求他不要打了,但他就像没听见一样。”黎红说,那天她光着上半身趴在冰冷的水泥地上,而此前那个为了给她找一种感冒药,步行几公里去医院的男人已摔门离去。

暴力之后是丈夫跪在地上请求原谅,黎红心软了,她觉得丈夫只是太爱她才会介意那件V领衬衣,是因为她在争吵时语言过激,丈夫才会忍不住动手,这件事她也有责任。

30多年过去了,丈夫的暴力成了“家常便饭”,一共被打了多少次,黎红已经记不清了。然而,每一次被拳打脚踢后,黎红都选择了忍受,报警更是没想过。即使在今天,她仍对阿玫说:“如果我报警他就完了,儿子怎么办,家怎么办?”

微博上这个话题被阅读2.6亿次

2015年,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黄尔梅曾透露,在中国,家暴受害人平均遭受35次家暴后才选择报警。

大学老师丁小洁也不想报警。那天,丁小洁回家晚了,引来丈夫的不满和质疑,争吵变成了推搡,脚揣在头上,喉咙被卡死……其实,这并不是丁小洁第一次遭遇家暴,而上一次被打伤,丈夫曾写下保证书:以后再也不打老婆……

“她第一次来找我时,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句被家暴。”杨梅是重庆律师协会婚姻家事专业委员会主任、索通律师事务所律师。杨梅说,在咨询时丁小洁曾坦言,与丈夫是再婚家庭,上一段婚姻孩子随前夫生活,丁小洁担心,一旦报了警,家就散了,她不希望两个孩子都身在单亲家庭。考虑到这些,她想过忍一忍就算了。

在无数次忍让与施暴中,婚姻,成为扣在夫妻双方头上的面具。施暴者拿它当法宝,受害者因它而求全。

恐惧

谈起家暴,不少人疑惑,那些受害者为什么选择沉默?作为律师,起初杨梅也有同样的疑惑,陈秀兰的出现让她意识到,对于那些深陷其中的女性来说,离开需要比留下更大的勇气。 

三年前,陈秀兰找到杨梅求助。她和丈夫均是再婚,恋爱2个月就领了结婚证。婚后陈秀兰发现丈夫脾气暴躁,为点小事就要动手。打得厉害的一次是因为干洗费20块钱,两人起了争执,丈夫随手操起身边的饮料瓶子就是铺天盖地的打,头上、脸上、手上接连不断,生生地疼。

陈秀兰没有报警更没有去医院验伤,只是离婚的念头在心里扎下了。“好不容易鼓足勇气偷偷回家,拿走了衣物以示正式分居。”她坦承,不敢当面提,只是发了微信给丈夫告知要离婚的决心。

随后便是每天至少5条的辱骂、恐吓短信,丈夫跑去陈秀兰的单位,找不到人,便砸了办公桌上的用品,撕毁了陈秀兰的工作资料,还在公司扬言:“要是看见她,非要把她打残废了。”

这份恐惧在蔓延。一次,丈夫跑去找了陈秀兰父母,门被踢得变形才引来保安。老人很快搬离了住所,在亲戚家躲了足足3个月。期间,邻居传来消息,“那个人”来了几次打听一家人的去向。

当时,距离《反家庭暴力法》实施还有11天,杨梅想到给陈秀兰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。“开庭前,我跟法官提出,庭审完后让陈秀兰签笔录先行离开,请法官拖住被告一阵。”直到现在,杨梅对那段记忆仍然清晰,那是一种担心,出了法庭又出现暴力事件怎么办?

公交站牌上的反家暴宣传。图片来源于东方ic

然而,不是每一个受害者都如陈秀兰一般勇敢撕下“面具”。李燕在婚后被丈夫长期家暴,这让她时常处在惊惧中。每当有人劝说她离开丈夫时,李燕习惯沉默。

她被丈夫用刀砍伤过,她的父母也被她的丈夫殴打过。期间她曾想离开,丈夫拿刀挡在门前,一遍遍地问她:“你是不是要走?”

只要她说一声“是”,丈夫就用刀在自己的手臂上划一道口子。

阿玫说,李燕的恐惧不仅源于殴打,还有那些鲜血淋漓的场面。她之所以没有勇气迈出那一步,是不敢承受可能发生的严重后果。

体面

作为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,阿玫已有近20年关于家庭婚姻情感领域的心理治疗经验,黎红是她最“心累”的患者。“她总是在决定离开后又突然反悔。”在多次心理疏导后,阿玫发现,除了“家”以外,黎红从言语中透露出来的“为难”也是关键。

一个月前,黎红给阿玫发去微信:他又动手了,还踩我的肚子。“报警吧。”阿玫答,但黎红没有回复。

此后问其原因,黎红回答:“警车来了左邻右舍就都知道了,以后怎么做人?” 

此前,黎红也曾透露,过去30多年间,她不乏下定决心要离开丈夫的时候。 

“毕竟是两口子的家事,你以后带个孩子怎么办?”

“孩子还没高考,父母离婚对他的学习会造成很大的影响,孩子也会觉得抬不起头。”

“你们两口子年龄也不小了,现在离婚不好看。”

渐渐地,这些声音也成了黎红说服自己的理由。婚姻面具千斤重,想要撕下何其难。

而这一现象在那些想要走出旋涡的女性身上依然存在,这让杨梅也感到不可思议。主攻婚姻家事领域的诉讼5年多,杨梅发现被家暴的当事人中不乏有知识且事业成功的女性,可她们长期忍受暴力不反抗,杨梅形容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。

不久前,丁小洁被打的那天晚上,手机被丈夫收缴。直到第二天清晨,在几番鼓励下,她报警了,也告知了母亲,但在此前,她对家人隐瞒了所有的遭遇。

杨梅还记得代理的一起案子,当事人遭家暴后选择报警,有人却告诉她:“一旦行政拘留,会影响孩子,影响他的工作。”当事人最后放弃了追究。

困局

公开报道显示,各级妇联组织受理的有关家庭暴力的投诉总量每年均达4万-5万件次。

而来自最高法的数据,自2016年3月《反家庭暴力法》实施后,截至2018年11月,全国法院共审查5632件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案件,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仅3560份。

在《反家庭暴力法》颁布后的第二年,张芸称多次遭到丈夫殴打,丈夫酗酒后被其砍伤过头部。可当法官询问其证据证人时,张芸却说只有自己的妹妹能作证,而社区居委会、街坊邻居并不知情。在一份报警回执上,明确注明:家庭纠纷已带回所里调解,未被家暴。最终,法院驳回了刘芸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。

重庆九龙坡区法院民事审判一庭法官刘娜坦言,至今她未发出过一份人身安全保护令。在她受理的离婚案件中,虽不少当事人提及曾遭受家暴,但大多无法提交有效证据,为数不多的原告能拿出的证据,仅仅是几年前手臂、额头及脸上出现淤青的照片,被告则一概否认称不是自己打的。

这并非个例,重庆渝中区法院今年公布数据,三年来,当事人主张存在家庭暴力的183件案件中,以口头陈述形式提出家庭暴力、未提供任何证据的136件。而在提供家庭暴力证据的案件中,因仅有照片或病例资料、证人身份具有关联性等无法认定暴力行为的16件,最终认定家庭暴力的案件仅26件。

不久前,重庆市高法院发布《人身安全保护令工作指引》,增加了三类具体措施,以增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可执行性和实效性。刘娜坦言:“以后发出人生安全保护令的尺度会更大一些了。”

一位业内人士则提出,反家暴涉及多部门联动,在调查取证环节,受害人需要公安机关对施暴者出具《告诫书》,但有的工作没有做到普及,不能提供足够的支持。即便发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,也需要街道、居委会等配合执行。

如今,徐秀兰离婚案已判决,尽管法院仍没有认定为家暴,让杨梅感到欣慰的是,结果终是让受害者予以解脱。她在办案手记上写下一段文字:她的生活终于得到了一丝清静,也给她的未来带来了一线希望……

然而,黎红、李燕、丁小洁们却仍身处旋涡。正如阿玫所说,家暴对当事人来说,核心是“家”;对旁观者而言,核心是“暴”,法律可以保护想要走出来的女人,但对于那些仍困在旋涡中心的女人,她们需要更完善的社会公益援助体系,对于施暴者则需要给予更多强制性的心理(精神)治疗措施。就像黎红曾感叹:“我相信他是病了,如果能治好他,我的病也就好了,这个家也就好了。”

爱,不能作为伤害和原谅的理由。愿更多人能站出来,撕下施暴者的面具,还婚姻本来的面目。

(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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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分半|0次和无数次 深陷旋涡的女人们

2019-12-09 06:00:00 来源: 0 条评论

华龙网-新重庆客户端 记者 李袅 姜念月/文 黄宇/栏目主持

婚姻面具千斤重,想要撕下何其难。60岁的黎红又被丈夫家暴了,从30年前那第一记重重的耳光开始,黎红早已分不清被家暴1次与100次的区别。根据全国妇联数据,在中国,每7.4秒就有一位女性遭受丈夫殴打,全国2.7亿个家庭中,30%的已婚妇女曾遭受家暴。当遭受家暴的次数从0变成1再到无数次,她们为什么不离婚?为什么不逃离?为什么还忍受?旁观者好像越来越看不懂这些身处家暴旋涡中的女人们。

家庭暴力。图片来源于东方ic

求全

“我想自杀,是不是病了?”

第一次和阿玫相见时,黎红脱口而出。这句话,她憋了很久,却一直不知道问谁。

60岁的黎红,性格温和、妆容精致,还有一个十分争气的儿子和事业有成的丈夫。在旁人眼里,该是幸福和睦的一家人。

但只有在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、重庆民政幸福热线接访员阿玫面前,黎红才敢卸下体面求全的伪装,谈起那些令人恐惧的过往:她已被丈夫家暴了30多年。

在黎红的记忆中,刚结婚时丈夫对她很好,饭不用她做,家务不让她管,偶尔的小感冒,丈夫也会着急。

这样的美好却因为一件V字领衬衣戛然而止。那天,她穿上这件衬衣就听丈夫问:“你怎么穿成这样?”

“哪样?”黎红回嘴。很快,矛盾升级,黎红气愤地说:“我穿我的衣服,管你什么事。”话音刚落,她只觉得耳朵“嗡”地一响,右脸连着右脑传来一阵剧痛,整个人被丈夫一耳光扇得跌在地上,还没等她回过神,下一秒,巴掌和拳头就劈头盖脸地再度袭来。

“他的拳头往我身上砸,用脚踹我的肚子,撕我的衣服……我哭着求他不要打了,但他就像没听见一样。”黎红说,那天她光着上半身趴在冰冷的水泥地上,而此前那个为了给她找一种感冒药,步行几公里去医院的男人已摔门离去。

暴力之后是丈夫跪在地上请求原谅,黎红心软了,她觉得丈夫只是太爱她才会介意那件V领衬衣,是因为她在争吵时语言过激,丈夫才会忍不住动手,这件事她也有责任。

30多年过去了,丈夫的暴力成了“家常便饭”,一共被打了多少次,黎红已经记不清了。然而,每一次被拳打脚踢后,黎红都选择了忍受,报警更是没想过。即使在今天,她仍对阿玫说:“如果我报警他就完了,儿子怎么办,家怎么办?”

微博上这个话题被阅读2.6亿次

2015年,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黄尔梅曾透露,在中国,家暴受害人平均遭受35次家暴后才选择报警。

大学老师丁小洁也不想报警。那天,丁小洁回家晚了,引来丈夫的不满和质疑,争吵变成了推搡,脚揣在头上,喉咙被卡死……其实,这并不是丁小洁第一次遭遇家暴,而上一次被打伤,丈夫曾写下保证书:以后再也不打老婆……

“她第一次来找我时,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句被家暴。”杨梅是重庆律师协会婚姻家事专业委员会主任、索通律师事务所律师。杨梅说,在咨询时丁小洁曾坦言,与丈夫是再婚家庭,上一段婚姻孩子随前夫生活,丁小洁担心,一旦报了警,家就散了,她不希望两个孩子都身在单亲家庭。考虑到这些,她想过忍一忍就算了。

在无数次忍让与施暴中,婚姻,成为扣在夫妻双方头上的面具。施暴者拿它当法宝,受害者因它而求全。

恐惧

谈起家暴,不少人疑惑,那些受害者为什么选择沉默?作为律师,起初杨梅也有同样的疑惑,陈秀兰的出现让她意识到,对于那些深陷其中的女性来说,离开需要比留下更大的勇气。 

三年前,陈秀兰找到杨梅求助。她和丈夫均是再婚,恋爱2个月就领了结婚证。婚后陈秀兰发现丈夫脾气暴躁,为点小事就要动手。打得厉害的一次是因为干洗费20块钱,两人起了争执,丈夫随手操起身边的饮料瓶子就是铺天盖地的打,头上、脸上、手上接连不断,生生地疼。

陈秀兰没有报警更没有去医院验伤,只是离婚的念头在心里扎下了。“好不容易鼓足勇气偷偷回家,拿走了衣物以示正式分居。”她坦承,不敢当面提,只是发了微信给丈夫告知要离婚的决心。

随后便是每天至少5条的辱骂、恐吓短信,丈夫跑去陈秀兰的单位,找不到人,便砸了办公桌上的用品,撕毁了陈秀兰的工作资料,还在公司扬言:“要是看见她,非要把她打残废了。”

这份恐惧在蔓延。一次,丈夫跑去找了陈秀兰父母,门被踢得变形才引来保安。老人很快搬离了住所,在亲戚家躲了足足3个月。期间,邻居传来消息,“那个人”来了几次打听一家人的去向。

当时,距离《反家庭暴力法》实施还有11天,杨梅想到给陈秀兰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。“开庭前,我跟法官提出,庭审完后让陈秀兰签笔录先行离开,请法官拖住被告一阵。”直到现在,杨梅对那段记忆仍然清晰,那是一种担心,出了法庭又出现暴力事件怎么办?

公交站牌上的反家暴宣传。图片来源于东方ic

然而,不是每一个受害者都如陈秀兰一般勇敢撕下“面具”。李燕在婚后被丈夫长期家暴,这让她时常处在惊惧中。每当有人劝说她离开丈夫时,李燕习惯沉默。

她被丈夫用刀砍伤过,她的父母也被她的丈夫殴打过。期间她曾想离开,丈夫拿刀挡在门前,一遍遍地问她:“你是不是要走?”

只要她说一声“是”,丈夫就用刀在自己的手臂上划一道口子。

阿玫说,李燕的恐惧不仅源于殴打,还有那些鲜血淋漓的场面。她之所以没有勇气迈出那一步,是不敢承受可能发生的严重后果。

体面

作为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,阿玫已有近20年关于家庭婚姻情感领域的心理治疗经验,黎红是她最“心累”的患者。“她总是在决定离开后又突然反悔。”在多次心理疏导后,阿玫发现,除了“家”以外,黎红从言语中透露出来的“为难”也是关键。

一个月前,黎红给阿玫发去微信:他又动手了,还踩我的肚子。“报警吧。”阿玫答,但黎红没有回复。

此后问其原因,黎红回答:“警车来了左邻右舍就都知道了,以后怎么做人?” 

此前,黎红也曾透露,过去30多年间,她不乏下定决心要离开丈夫的时候。 

“毕竟是两口子的家事,你以后带个孩子怎么办?”

“孩子还没高考,父母离婚对他的学习会造成很大的影响,孩子也会觉得抬不起头。”

“你们两口子年龄也不小了,现在离婚不好看。”

渐渐地,这些声音也成了黎红说服自己的理由。婚姻面具千斤重,想要撕下何其难。

而这一现象在那些想要走出旋涡的女性身上依然存在,这让杨梅也感到不可思议。主攻婚姻家事领域的诉讼5年多,杨梅发现被家暴的当事人中不乏有知识且事业成功的女性,可她们长期忍受暴力不反抗,杨梅形容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。

不久前,丁小洁被打的那天晚上,手机被丈夫收缴。直到第二天清晨,在几番鼓励下,她报警了,也告知了母亲,但在此前,她对家人隐瞒了所有的遭遇。

杨梅还记得代理的一起案子,当事人遭家暴后选择报警,有人却告诉她:“一旦行政拘留,会影响孩子,影响他的工作。”当事人最后放弃了追究。

困局

公开报道显示,各级妇联组织受理的有关家庭暴力的投诉总量每年均达4万-5万件次。

而来自最高法的数据,自2016年3月《反家庭暴力法》实施后,截至2018年11月,全国法院共审查5632件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案件,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仅3560份。

在《反家庭暴力法》颁布后的第二年,张芸称多次遭到丈夫殴打,丈夫酗酒后被其砍伤过头部。可当法官询问其证据证人时,张芸却说只有自己的妹妹能作证,而社区居委会、街坊邻居并不知情。在一份报警回执上,明确注明:家庭纠纷已带回所里调解,未被家暴。最终,法院驳回了刘芸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。

重庆九龙坡区法院民事审判一庭法官刘娜坦言,至今她未发出过一份人身安全保护令。在她受理的离婚案件中,虽不少当事人提及曾遭受家暴,但大多无法提交有效证据,为数不多的原告能拿出的证据,仅仅是几年前手臂、额头及脸上出现淤青的照片,被告则一概否认称不是自己打的。

这并非个例,重庆渝中区法院今年公布数据,三年来,当事人主张存在家庭暴力的183件案件中,以口头陈述形式提出家庭暴力、未提供任何证据的136件。而在提供家庭暴力证据的案件中,因仅有照片或病例资料、证人身份具有关联性等无法认定暴力行为的16件,最终认定家庭暴力的案件仅26件。

不久前,重庆市高法院发布《人身安全保护令工作指引》,增加了三类具体措施,以增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可执行性和实效性。刘娜坦言:“以后发出人生安全保护令的尺度会更大一些了。”

一位业内人士则提出,反家暴涉及多部门联动,在调查取证环节,受害人需要公安机关对施暴者出具《告诫书》,但有的工作没有做到普及,不能提供足够的支持。即便发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,也需要街道、居委会等配合执行。

如今,徐秀兰离婚案已判决,尽管法院仍没有认定为家暴,让杨梅感到欣慰的是,结果终是让受害者予以解脱。她在办案手记上写下一段文字:她的生活终于得到了一丝清静,也给她的未来带来了一线希望……

然而,黎红、李燕、丁小洁们却仍身处旋涡。正如阿玫所说,家暴对当事人来说,核心是“家”;对旁观者而言,核心是“暴”,法律可以保护想要走出来的女人,但对于那些仍困在旋涡中心的女人,她们需要更完善的社会公益援助体系,对于施暴者则需要给予更多强制性的心理(精神)治疗措施。就像黎红曾感叹:“我相信他是病了,如果能治好他,我的病也就好了,这个家也就好了。”

爱,不能作为伤害和原谅的理由。愿更多人能站出来,撕下施暴者的面具,还婚姻本来的面目。

(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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